李玉倩 陈万明: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困境:交易成本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
发布人:段七零  发布时间:2019-10-09   动态浏览次数:10

摘    要

产教融合促进了产学研等主体异质性资源的融合,但同时存在参与主体虚幻化、形式化和功利化的集体主义困境,影响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创新效应。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产教融合中的伙伴选择成本、运行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成长和准租金攫取成本,诠释4种制度性交易成本诱发了集体主义困境。运用上海、苏州和南京276份调查问卷数据,揭示4种交易成本影响合作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机理。建议加强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配套激励政策供给、健全产教融合推进机制、加强产教融合前期调研、规范产教融合业务运作、降低资产专用性和提高准租金攫取成本。

关 键 词

产学研合作;产教融合;集体主义困境;交易成本;机会主义行为

产教融合能够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等方面的协同,对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产教融合的演化方向是“大平台+”,即通过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创新,共建共管融合实践教学、技术研发、创新创业、产业培育于一体的集成化产教融合大平台。对于产教融合的推进路径,学者们普遍强调需要“提高行业企业的参与热情和参与深度”,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进行引导和鼓励,以期实现产教融合的“真融真合”和“可持续推进”;然而整体“高校热、企业冷”的“两张皮”问题却始终存在。本研究认为参与产教融合的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均是有限理性的利益个体,容易产生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纷争;由于产教融合不可避免地存在制度性交易成本,致使多主体协同可能伴随虚幻化、形式化和功利化的集体主义困境;即由于产教融合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多主体合作在利益诉求和责任感扭曲下未必一定真正坦诚合作,而是经常纠结于维持合作还是选择机会主义。本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的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诠释与实证检验,以期丰富产教融合的研究视角,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困境 

  产教融合强调产学研等主体投入知识、技术、资本、管理等异质性要素,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因此产教融合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关系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经济问题。集成化产教融合平台跳出了通过校企合作引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惯性思维,从“学校+企业”的点对点模式转向虚实相融的多边平台经济模式。由于存在“两张皮形式”和“浅层化、形式化和短视化”的产教融合,难以避免“搭便车”式的参与个体,破坏了集体主义氛围;更进一步,产教融合涉及有限理性主体的资源要素产权,又难以避免个体与集体的利益纠葛,很难轻易找到兼顾各方诉求的利益协调机制。据此,本研究将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搭便车”式的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主体的产权纷争、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平衡矛盾等多主体协同负面因素概括为集体主义困境,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机会主义下的虚幻化合作困境。目前三螺旋理论通常被用来解释多主体协作下产教融合的知识溢出效应,但理论应用的前提是产学研主体之间能够真正相互促进并实现知识的对等高效衔接;目前,由于许多高校的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质量、技术攻关能力还不能快速适应行业企业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要求,由此造成协作共赢的能力失衡,降低了行业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在驱动力。即使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产学研的联姻,也难以形成真实的利益共同体。此外,真正的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充分体现个体的真实参与意愿;二是尊重参与方的利益和情感,在多主体利益博弈、信息不对称和体制机制不健全情景下,都会诱发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敲竹杠和违约等机会主义行为,由此损害参与方的利益和情感,同样导致虚幻化的合作困境。

2. 产权纷争下的形式化合作困境。产教融合需要产学研主体投入知识、技术、管理等异质性资源要素,实现资源共有、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产教融合蕴含了产权、交易、成本、资源及市场化运作等所有特征要素,使得产权问题成为推进建设的关键。由于参与主体投入的资源要素的产权很难完全清晰界定,且难以准确测算投入资源要素产生的预期价值,因此产权往往是不完全的。虽然产教融合推进中进行了相关体制机制创新,但产权的不完全必然带来公正内涵的偏离,无法避免实际控制权的争夺,由此决定了主体通常是在“不公正的自我感知”中彼此妥协或迁就。此外,教育、科技、国资、税务等产教融合政府管理部门均按照各自的规范要求履行相应的监管职责,这些规范和要求甚至相互之间还没有形成共识,加剧了参与主体的不公正感冲突。产权的纷争造成产教融合的浅层化、形式化和短视化问题,最终导致形式化的合作困境。

3. 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纷争下的功利化合作困境。由于产教融合主要由教育系统、产业系统两大系统构成,教育系统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发展目标,崇尚公平为主导的行动准则;产业系统以盈利和获得竞争优势为发展目标,崇尚效率优先的行动准则。产教融合参与主体在产权属性、运行机制、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目标使命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对功利使命的差异化理解,造成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特别是,产教融合主体原本各自秉持的功利使命会受到异已力量的支配而产生偏离,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相对较难主张自身的利益,甚至脱离参与产教融合的初始目标诉求。相对讲,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能够攫取产教融合契约未曾明确的利益分配。由此,功利化目标冲突和功利化方向偏离带来了产教融合的合作困境。

  综上,虽然产教融合有助于提高异质性资源存量、资源流量的对接效率,产教融合正从单一校企合作项目、单一职能平台到创新生态的转变,但虚幻化、形式化和功利化的集体主义困境使得目前的产教融合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协同效应。

二、交易成本的理论诠释

(一)产教融合的交易成本

  选择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一是因为产教融合兼具教育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双重属性;二是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和运行存在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产教融合存在合作主体的产权交融,而交易成本理论适合于分析产权问题。产教融合的交易成本主要指产学研等主体达成合作的制度性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伙伴选择成本。无论是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还是技术协同开发,无论是创新创业项目培育还是组建资产紧密型产业学院,产教融合的产学研主体均需要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由此产生事前的伙伴选择成本。这些成本主要有三类:首先是必要的信息搜寻成本,即产学研主体彼此之间需要就互补性资源、合作能力、合作意愿、社会声誉之间进行必要的评估,筛选出匹配的合作伙伴。其次是合作谈判成本,即合作方需要就投入的人力、技术、市场、资金、管理、设备设施等众多要素进行详细的谈判,由此产生多轮谈判成本。最后是契约保障成本,由于产学研等主体隶属于不同的系统,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在政策框架内进行可行性评估并履行审批手续,由此产生必要的契约保障成本。

  2. 运行交易成本。产教融合需要破除机构属性、学科专业、制度文化等各种壁垒,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由此产生必要的运行性制度成本,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监督成本,即产教融合需要建立新型监督机构,负责协同育人教学质量、创业创新风险管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日常运行。二是决策成本,为充分体现多主体地位,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需要筹建独立的理事会或工作委员会,就具体业务开展磋商、评估,由此产生必要的择优方案决策成本。三是争议解决成本,产学研多主体合作必然产生矛盾争议,这些争议不仅需要彼此沟通,而且往往需要主管部门协调。四是违约成本,产教融合本质上是产权制度框架内的契约关系,在运行过程中同样可能出现合作方的中途退出,产生必要的违约、清算成本。

  3. 资产专用性成本。交易成本理论的集大成者威廉姆森将“支持特定交易进行的持续性投资一旦发生就很难再转移他用或即使改作他用则价值大大降低”的现象称为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具体包括地理区位、物理资产、人力资产、特定契约服务、特定时间等方面。就产教融合而言,产学研等主体一旦发生资产的实质性投资,投入的资产即成为利益共同体共有共享的资源,资产就很难再发生转移或转移时将大大降低原有的价值。实际操作过程中,产学研等主体投入的协同育人、技术攻关、产业培育的资产将会被“套牢”,即威廉姆森所指的“资产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容易产生沉淀成本而难以转移或改作他用。

  4. 准租金攫取成本。产教融合实现了多主体的产权交融,需要通过契约明确产学研等主体的权责和关系。然而无论是产权还是契约都是不完全的,这是因为产学研等主体均无法预知投入资源的所有未来价值,也不可能把未来可能涉及的所有合作事宜写入契约。产学研等主体只能把难以事先约定或根本没有事前预期的部分产权置于公共领域,这部分产权即为“准租金”。虽然说准租金从法律意义上属于产学研等主体共同所有,但准租金的实际运行控制权存在差异,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能够利用控制权攫取其他利益主体的权益,造成事后剩余权的分配不公。事实上,在有限理性和资产专用性情形下,掌握准租金实际控制权的主体能够通过要挟、欺诈、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剥夺其他主体的正当权益,破坏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氛围。

  综上可以看出,虽然说产教融合能够弥合产学研等主体之间的资源缺陷鸿沟,但由于存在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使得相关主体不得不综合权衡预期的收益和风险。特别是产教融合的产权和契约都是不完全的,投入的资产具有专用性,且利益相关方之间产生准租金的攫取和事后剩余分配权的争夺,严重损害了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难以完全避免虚幻化、形式化和功利化的集体主义困境。

(二)交易成本理论的诠释模型

  产教融合本身是开放式的创新系统,促使多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与此同时,交易成本的存在造成了集体主义困境,致使相关主体不断纠结于采取合作还是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形成产学研主体之间的“合作诱惑”与“联姻顾虑”。产教融合主要包括产学研技术合作研发、产学研协同育人、产学研项目驱动和产学研利益共同体等多种合作方式,机会主义则泛指在集体主义幌子下,通过算计、伪装、迷惑、误导、要挟、搭便车、敲竹杠等方式攫取合作方利益的不当行为。至此,构建交易成本理论诠释产教融合集体主义困境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大致说明了交易成本理论下产学研主体参与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的行为选择机理。就伙伴选择成本而言,如果前期的成本越高,说明合作伙伴选择比较慎重,相对而言选择了恰当的合作伙伴,因此正向影响多方的后期合作行为。恰当的合作伙伴有助于形成共识,形成资源共享、休戚相关的合作关系,有利于减少合作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运行交易成本而言,如果此成本越高,说明共同体的监督、决策、争议解决和违约成本越高,相对而言共同体监管运行比较规范,有利于减少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此外,如果共同体监管运行比较规范,有助于消除道德风险等思想顾虑,促进后期的进一步合作。就资产专用性成本而言,如果专用性越强,说明产学研等主体投入共同体的资产被套牢的风险越高,这会提高相关主体的心理戒备,由此降低合作行为。同时,资产专用性成本越高,处于强势地位的主体在剩余分配权中话语权和操作空间越大,越容易对弱势地位的合作方进行要挟或敲竹杠,因此资产专用性成本正向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就准租金攫取成本而言,如果一方在不当攫取合作方利益时面临较高的成本,则意味着整合过程中的背叛行为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因此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准租金攫取成本负向影响机会主义行为。相应地,准租金攫取成本越高,背叛行为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有助于激励合规的协作行为,由此准租金攫取成本正向影响合作行为。

三、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测量设计

  变量测量遵循以下步骤:一是优先选择已有的成熟测量量表,二是在保持成熟条目内涵基础上,针对产教融合具体特征进行相应的表述性调整;三是根据研究框架设计调查问卷,邀请产教融合运行管理的人员进行座谈,对问卷和变量测量设计进行研讨;四是在江苏南京组织预调查,检验实证研究前期设计可能存在的瑕疵,最终完成变量测量和调查问卷的设计。(见表1)

(二)样本与数据获取

  首先进行样本筛选,选择开展订单班、校中厂、厂中校、产业学院、产教联盟、生产性实训基地、创新成果转化、技术协同攻关等类型的产学研机构。对于高校的调查主要利用教育教学改革会议机会,采用纸质问卷面对面调查和问卷留置两种方法收集样本数据,邀请上海、南京和苏州3地高校负责产教融合项目的管理人员填写问卷。对于企业或科研机构的调查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高校产教融合项目管理人员的转介绍方法,二是通过实地走访和转发电子问卷方法。具体调查时间为2019年2—4月,共计收回问卷300份,剔除缺项多于3项、填写明显呈规律性的不合格问卷24份,保留276份有效问卷。

  就参与产教融合年限分析,样本的最少年限为1年,最多年限为11年,平均年限为4.86年,众数年限为3年,说明产教融合已经有了广泛基础,并且在近5年得到了普遍性推广。就地区而言,来自上海的样本有115份,占比41.7%;苏州的样本有48份,占比17.4%;南京的样本有113份,占比40.9%。就产学研机构性质分析,其中来自企业的样本有88份,占比31.9%;高校的样本有134份,占比48.6%;科研机构的样本有54份,占比19.6%。采用Harman单因素方法检测同源性偏差,对伙伴选择成本等6个变量共计27个测量条目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最大主成分的特征值为7.552,方差贡献率为27.969%,低于50%的临界值,说明本次调查不存在同源偏差影响。

(三)数据分析

  1. 信度与效度分析。采用SPSS和AMOS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发现6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7、0.804、0.845、0.856、0.822和0.798,均大于0.7的信度要求。27个测量条目的因子载荷值介于0.654~0.884之间,均大于0.6的基准值,说明测量条目能够反映变量内涵。6个变量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808、0.806、0.807、0.862、0.844和0.876,均大于0.6,说明测量条目与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的内部一致性。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抽取值AVE分别为0.584、0.510、0.511、0.612、0.520和0.543,均大于0.5,说明变量的聚合效度达到统计学要求。表2为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测算结果。

  表2还给出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4个主要指标统计量,其中CMIN/DF介于1~3,说明模型达到简约适配程度;RMSEA均小于0.08,说明适配合理;绝对适配度指数GFI和增值适配度指数CFI均大于0.9,同样说明变量测量条目达到应有的适配度。

  2.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见表3),产教融合年限、样本地区和产学研机构性质相关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且该3个控制变量与图1中6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上海、苏州、南京3个地区的产教融合程度不存在显著差距,且产教融合的推进年限并没有带来交易成本的显著改变和合作程度的差异。

  伙伴选择成本与运行交易成本之间有正相关关系(r=0.372**),并且与合作行为也呈正相关关系(r=0.285**),伙伴选择成本与资产专用性成本负相关(r=-0.193**),并且与机会主义行为也呈负相关关系(r=-0.250**)。此外,运行交易成本与资产专用性成本负相关(r=-0.235**),并且与机会主义行为也呈负相关关系(r=-0.620**),运行交易成本与准租金攫取成本、合作行为均正相关。资产专用性成本与准租金攫取成本、合作行为均负相关,但与机会主义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r=0.344**)。准租金攫取成本与合作行为正相关,与机会主义行为负相关。合作行为与机会主义行为显著负相关(r=-0.433**)。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0.7,说明变量之间可以较好区分。

  3. 变量的回归分析。将产教融合中的伙伴选择成本等4种制度性交易成本作为自变量,产学研主体的合作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作为因变量,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图1交易成本理论的诠释模型。(见表4) 

  表4同样说明产教融合年限、地区与产学研机构属性与产教融合主体的合作与机会主义行为选择不存在显著影响。表4中D.W.统计量介于1~3之间,说明回归方程不存在显著自相关;同时F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回归方程具有显著预测效应。就产教融合的4种交易成本而言:模型1验证了伙伴选择成本有助于促进产教融合中的合作行为(β=0.177**);模型5则说明了在其他因素不变情况下,伙伴选择成本每增加1%,合作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则下降0.155%。模型2说明运行交易成本有助于增进产学研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β=0.274**);类似地,模型6说明运行交易成本能够显著负向影响机会主义行为(β=-0.435**)。模型3说明资产专用性成本能够显著负向影响合作行为,且弹性系数为β=-0.434**;模型7则说明了资产专用性成本促进了产教融合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β=0.256**)。模型4表明准租金攫取成本能够有效促进合作行为(β=0.264**);模型8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准租金攫取成本每增加1%,能够预测机会主义行为下降0.121%。

四、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产教融合有效地填补了产学研等主体之间的相互间隔,实现了技术、资本、市场、管理、设备设施等异质性资源的交融,并且正从校企合作下的办学模式改革转向“大平台+”模式下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然而产教融合存在虚幻化、形式化和功利化的集体主义困境,使得“两张皮”现象始终存在,影响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协同创新效应。交易成本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产教融合,这是因为产教融合需要体制机制创新,不可避免地存在伙伴选择成本、运行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成长和准租金攫取成本,这些制度性成本促使产学研等主体相互之间产生“合作诱惑”与“联姻顾虑”,进而动摇其产教融合过程中的合作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选择,诱发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困境。

  在理论诠释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上海、苏州和南京三地276份调查问卷数据,揭示4种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两种产教融合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伙伴选择成本有助于促进产教融合中的合作行为(β=0.177**),并且能够有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β=-0.155**);运行交易成本有助于增进产学研主体之间的合作行为(β=0.274**),同时显著负向影响机会主义行为(β=-0.435**);资产专用性成本能够显著负向影响合作行为(β=-0.434**),并且刺激了机会主义行为(β=0.256**);准租金攫取成本能够有效促进合作行为(β=0.264**),同时能够有效减少产学研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β=-0.121**)。

  产教融合已成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略,目前许多学者主要运用协同创新、高校治理、公共管理等理论,就产业学院、战略联盟、现代学徒制、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等视角探讨了不同组织形式的产教融合推进路径,认为其关键在于多主体资源的“真正融合”。本研究同样秉持这一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理论诠释了为什么多主体资源难以“真融真合”,从理论层面诠释交易成本对合作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机理,进一步诠释了产学研合作集体主义困境的缘由。本研究还基于产教融合的运行实践,检验了4种交易成本对合作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程度,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也为后续对策建议的可行性奠定了基础。

(二)对策建议

  1. 加强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配套激励政策供给。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最近联合下发了《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通知,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配套激励政策供给,切实提高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生动力。结合集体主义困境分析,之所以“企业冷、学校热”的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是由于没有真正提高企业参与的获得感,为此需要客观尊重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功利诉求。各级政府需要出台明细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激励政策,建立面向企业的利益补偿机制,才能真正破解产教融合的集体主义困境,促进企业从深度、广度、持久度三个方面参与产教融合。

  2. 健全产教融合的推进机制。产教融合的推进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包括发展改革、经信、教育、科技、财政、人力社保、国资等部门联合组成的统筹协调领导小组,客观面对产教融合推进的负面问题清单,制订推进的整体方案,明确推进的突破重点、关键举措和实施步骤。各地在推进过程中需要尊重地区教育资源、产业资源的禀赋差异,选择适合本地区的产教融合模式,积极开展现代学徒制、生产型实训基地、集成化产教融合平台等试点工作,探索出适合本地区的、可复制、可推广的产教融合模式和经验。

  3. 加强产教融合的前期调研。产教融合固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但真正的主体还是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产教融合有助于填补产学研之间的资源空缺,由此存在“合作诱惑”的内在驱动;而之所以存在“联姻顾虑”,是相关主体忌惮投入资源的产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是否可能遭受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侵害。由于伙伴选择成本能够显著正向影响后期的合作行为,因此有必要加强产教融合前期的伙伴选择投入成本,充分搜寻合作伙伴相关信息,开展合作方的资格认证和风险评价工作。此外,产学研主体还需要尽可能充分探讨合作事宜,明确彼此的权职关系,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减少事后的机会主义行为。

  4. 规范产教融合的业务运作。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存在产权属性、行为观念、功利诉求等多方面的冲突,需要通过机制创新保证共同体的高效运作,由此带来必要的制度交易成本。本研究论证了运行交易成本正向影响合作行为并有助于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究其原因是科学的治理体系有助于规避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产教融合不仅离不开必要的监督成本、决策成本,而且需要必要的争议解决成本和违约成本,才能妥善处理产学研合作中的冲突和纠纷。需要补充的是,规范产教融合的业务运作并非意味着降低产学研利益共同体的活力和柔性,只是强调通过资源融通、利益融合、产权界定等途径方法,充分释放协同创新效应。

  5. 降低产教融合的资产专用性。产学研等主体投入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的资产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专用性,特别是实践教学设备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投入一旦发生就很难转为他用,但还是强调需要降低投入资产的专用性。上述研究证实了资产专用性显著负向影响合作行为并诱发合作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导致产学研合作的集体主义困境。在产教融合推进中,本研究主张降低投入资源在人力、时间、场地、用途等方面的专用性,以此降低企业投入资源的“套牢”概率。本研究建议根据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的实际控制权权衡投入资产的相对专用性,即强势地位的主体应投入相对较多的专用性资产,弱势地位的主体则降低投入资产的专用性,以此降低合作中可能遭受的要挟或敲竹杠。

  6. 提高产教融合的准租金攫取成本。尽管产教融合不可避免地存在事后剩余权的争夺,导致主导地位的主体非法攫取其他合作方的正当权益,但准租金攫取造成了产学研合作主体的权益受损和不公平感知,是产教融合集体主义困境的重要原因。本研究证实了准租金攫取成本能够有效促进合作行为,因此主张在产教融合中有必要提高准租金攫取成本。事实上,准租金攫取成本的提高意味着提高了利益主体背叛合作的机会成本,有利于规避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产教融合的产权和契约都是不完全的,本研究主张除了提高准租金攫取成本外,还需要通过持续的动态产权界定,保护合作方的正当权益。

作    者

李玉倩,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16;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23;

陈万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江苏南京 210016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9年第9期第67-73页